医疗信息化包含多个环节的信息化，如医疗服务的信息化、医疗支付的信息化、医药流通的信息化以及医疗器械器械信息化、医疗检测机构信息化等。本文主要分析医疗信息化能够从哪些方面助推未来十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重心从治病向防病的转换及其背后的投资机会？
长期以来，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重心在于治病。SARS之后，虽然在防病方面的投入有所增加，但从这次新冠疫情阻击战的情况看，我国“治病”为主的医疗体系建设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导致“头部”医院负担过重，普通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效医疗服务供给能力不足。这导致后者难以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应有的功能，影响区域医疗服务水平、医疗卫生体系运转效率。
目前我国共有医院33003所，其中三级医院2548所，占比7.7％，三级甲等医院1442所，占比仅为4.4％。但是三级医院每年获得的财政补助收入增速显著快于二级和一级医院。2010年，三级医院财政补助收入为352.94亿元，二级医院为359.06亿元，一级医院为24.64亿元。到2018年，三级医院的财政补助收入为1532.79亿元，二级医院为1014.05亿元，一级亿元为61.36亿元。2011年起，三级医院的财政补助收入就已经超过一二级医院财政补助收入之和。
从卫生人员数量看，三级医院也远多于一二级医院。例如，2018年三级医院的执业医师数量为93.76万人，一二级医院执业医师数量分别为13.12万人和69.9万人。床位数方面，三级医院有236万张，二级医院有245万张，一级医院有58.5万张。问题是，二级医院卫生人员数量远低于三级医院 ，床位数更多并不意味着二级医院有效医疗服务能力会好于三级医院。产出依赖于投入水平，三级医院获得更多的投入，自然其医疗服务供给水平更高。这就造成患者集中于三级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就诊。这导致头部医院不堪重负，而普通医院的医疗资源不能等到有效使用。
2008-2014年三级医院的病床使用率始终在100％以上，这意味着三级医院长期在超负荷运行，同期二级医院病床使用率不足90％，医院病床使用率不到60％。2015年以来，三级医院病床使用率有所回落，但仍在95％以上，一、二级医院病床使用率仍维持在原有水平。三级医院诊疗水平更高，群众希望获得更有效的医疗服务，这是人之常情。2016年三级医院诊疗人次达到16.28亿次，超过一、二级医院诊疗人次之和。但是当发生突发高传染性疫情时，医院人满为患，反而成为疫情可能的重要传播场所。
其次，疫情的搜集、分析以及传递能力不足。事后看，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医疗系统对疫情的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明显滞后于疫情的传播速度。这体现在几个方面：
其一，疫情初期曾经多日没有通报疫情信息，确诊病例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但是事后看，不少医疗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的时间正式处于这一段时间。而医疗人员出现同样症状的病情却不能引起卫生管理机关和疾控系统进一步的重视，至少说明现阶段医疗系统对疫情信息的收集和分析能有明显的不足。
其二，由于疫情信息的掌握不够全面，这导致初期对疫情的传染性认识不够，甚至还判断未见明显的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未能向社会预警，提升全社会防护意识。
其三，疫情上报后，卫生管理机关未能有效将疫情信息在医院内通报并采取有效措施，导致初期疫情院内感染严重。本次疫情殉职的医疗人员来自于眼科、甲状腺与乳腺科、消化内科，受感染的医疗人员也来自于不同科室。而最早上报疫情的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由于防护措施得到，该科室无一例医护人员感染，也没有病人交叉感染。换句话说，当疫情已经被上报后，医院之间对疫情信息的横向沟通严重不足，导致其他医院在疫情初期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避免院感事件的发生。
总之，从新冠肺炎疫情来看，尽管武汉医疗资源丰富，但在重大传染疫情之前，反而暴露出当地区域医疗资源的智能管理和信息共享的不足，虽然单个医院医疗服务水平较高，但区域医疗服务水平、医疗卫生体系运转效率还存在短板等问题。这些问题是与医疗信息化水平的高低密切相关。
针对上述问题，目前比较现实的解决方案是利用互联网渠道，以医疗信息化的建设来有效分配医疗资源并加强疾控体系的建设。2018年4月国务院发文促进互联网+医疗的发展。2018年9月国家卫健委发布多份文件，具体部署开展“互联网+医疗”。新冠肺炎爆发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也要求利用“互联网+医疗”来防控疫情，随后国家卫健委连发三份文件以具体落实利用“互联网+医疗”的措施。
医疗信息化或者“互联网+医疗”之所以成为国家层面主推的解决现有医疗健康体系问题的应对措施，可能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医疗体系的投入不可谓不多，2018年卫生费用占GDP比重超过6％。医疗体系存在总量投入的问题，但资源配置效率矛盾现阶段可能更为突出。第二，经验对医疗服务供给水平有重要影响，再考虑到规模效应，全力支持“头部”医院建设有其必要性。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头部”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更有效地分配到患者。
医疗信息化的基础是医院管理的信息化和临床诊断的信息化，即HIS和CIS的建设。目前来看，公立医院在HIS和CIS的建设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例如电子病例、电子医嘱已经较为普及。未来需要做的是，医疗信息的整合和大数据分析，打通院内、医院间以及疾控系统的数据隔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早期，如果武汉各个医院的临床诊断信息能够有效汇总，疾控系统可能会更早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从而为应对疫情赢得更多的时间，避免采取封城等极端严厉的措施来控制疫情。医院内部各科室也会有意识地提高防护等级，合理分流病人。
医疗信息化将是卫生投入费用攻防转换的重要推动手段。
首先，以在线问诊、在线查房等“互联网+医院”模式避免患者集中于三甲医院就诊，提高基层卫生机构、一、二级医院医疗资源使用效率。
其次，医疗信息化也有助于推动分级诊疗的发展。通过医疗信息化，实现患者就医上下联动，各级医疗机构分工明确，最终实现只有大病去医院治疗，小病和康复在社康中心的分级诊疗新格局，提高我国卫生健康系统的诊疗效率。
第三，医疗设备的信息化也是医疗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防控重要疫情发展，防治慢性病方面都能起到重要作用。还是以这次新冠肺炎为例，如果检验检测设备能够自动发送双肺白化等新冠肺炎特征信息至疾控中心、医院院感科，或许有助于相关部门更及时发现疫情的严重性，减少医护人员感染。同时，医疗设备的信息化管理可以有效的提高医院医疗设备的使用效益，降低医疗设备的维护费用和使用消耗，最大限度的保证医疗设备的充分使用和有效维护。
第四，医疗信息化也助于医疗用品生产厂商加快医疗用品研发、生产、推广等。通过本次疫情的洗礼，一方面居民个人卫生意识有望显著提高，对常见家用医疗器械的需求会相应上升；另一方面，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短板，不仅在于人员、经费，也在于医疗设备的配备方面。对于生产厂商而言，医疗信息化采集的大数据对于其精准开发市场需要的医疗设备是有帮助的。
第五，医疗信息化还能帮助医保基金管理机构更有效控费。对于居民个人而言，治病或防病都离不开医保基金在资金上的支持。然而人口老龄化下，医保基金吃紧的现实意味着实现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紧迫性。今年我国已经在30个城市启动DRG付费试点。所谓DRG，是指疾病诊断分组应用到医保报销管理中，是根据诊断病人性别年龄、疾病种类、严重程度、治疗手段等不同因素进行分组，然后根据不同的组别进行付费。很明显，合理的分组以及组别付费标准离不开医疗信息化的助力。
三 医疗信息化加速带来的投资机会
医疗信息化在硬件投入方面的本质是卫生机构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远程诊疗、医疗数据整合与分析等都离不开互联网技术。因此，5G、服务器等领域均将受益于医疗信息化的建设。
从防控传染病的角度看，智能医疗设备将可疑的传染病迹象自动上报到疾控中心等公共卫生机构，有助于提早发现传染病并及时防控。从治疗慢性病的角度看，智能医疗设备实时采集的数据有助于医疗人员更准确判断病情并对症施药。医疗设备制造业也将获益于医疗信息化的加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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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设备维护服务
医疗信息化加速后，相关设备规模将大幅增长，设备维护的需求也会相应扩大。5G网络、服务器需要定期维护，而医疗设备的维护也需要专业的维护服务。因此，医疗设备基础设施的投入也会对相关维护服务需求有提振作用。
例如，公共卫生监测系统，医疗数据的整合、分析系统、互联网医疗APP开发商等。针对卫生健康事业攻防转换而言，软件领域中，最核心的部分医疗大数据算法的开发。医疗大数据的利用水平是医疗信息化在防控疾病领域发挥作用的成败关键。
总之，医疗信息化的受益行业横跨制造业与服务业，至少包含医疗设备制造业、医疗服务业、信息产业。对应在市场的表现上，医疗服务业指数是过往10年医药行业中涨幅最大的行业。
作者：谢亚轩 张一平 原文标题：《卫生费用投入攻防转换给医疗信息化带来的机会》
